我叫安宁我是一名酒鬼 酒鬼丈夫安宁完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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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后悔过去，也不会忘记过去。 我们可以理解安静的含义，知道和平的价值”

——A.A .酗酒者互戒协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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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安宁/主笔：徐菁菁

沦陷

2012年2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喝酒。 戒酒七年了，我没忘记我是个酒鬼。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 父亲爱喝酒，每次喝一定会醉。 我记得小时候他喝酒的场面，很热闹，很带劲。 我不记得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 从一开始，我只是能感受到喝酒带来的喜悦。 父亲不认为自己是个酒鬼，但哥哥和我先后被诊断出酗酒。

插图|老牛

我这个人有比较大的性格上的缺陷。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超级学生，在乡下被称为“黑孩子”。 我这个“黑户”正好又是黑色的，所以总是被起绰号。 我怀着小小的自卑感，小时候一直生活在这个阴影里。 自卑感的另一面是我特别急于表现自己。 因为我选不上，所以我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笼统地做男孩子们喜欢的事。 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我会努力积极行动。 我的班主任对我的父母说：“这个孩子非常喜欢发言，不管能不能做到，都会举手。

这个性格缺陷可能和我的酗酒有一定的关系。 我开始频繁喝酒是在2003年。 那个时候，喝几杯酒，我的自我感觉就会变好，在社交场合左右分开成为八方美人。 到了2005年，我不再局限于社交饮酒，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喝。 通过执业医生考试的时候，我会买酒庆祝。感情受挫的时候，我会借酒治愈心灵。 开心也好悲伤也好，任何事情都是我喝酒的理由。

酗酒是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 那一年，我喜欢喝酒，但酒还没有控制我的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上瘾”，情况会非常快恶化。 结婚后为了要孩子，我戒过一年酒。 转折发生在孩子满月的时候。 根据习俗，我带着孩子回老家，行李里放了杨梅酒。 我记得很清楚，杨梅刚泡好，过了一会儿又说加冰糖很好吃，就吃了一口。 从那瓶酒里，我完全沦陷了。

孩子出生的第一年，他在婴儿里打嗝，我想设法找杯酒喝。 有时我抱着他喝，有时我把他交给妈妈看，自己出去买酒解馋。 那桶杨梅酒很快就被我喝了。 担心被家人发现，给孩子找借口出去买食物，拿着矿泉水瓶去市场买了一斤散酒，回家后偷了梁换柱。 我太早了，几乎每天都喝酒。

我曾是医生。 我家曾住在六楼。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带着小瓶白酒出去，或者听听罐装啤酒出去，从六楼喝到一楼。 喝了之后，我还不满意，就去附近小区门口早点卖的地方，或者比较早开的超市买两瓶。 这些酒可以让我上班。 为了不让同事闻到酒味，戴着双层口罩嚼口香糖。 如果这些还掩盖不了酒味，我就骗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上班的时候，我会设法溜出去买酒。 我把酒藏在柜子里，倒入茶杯里。 隔一会儿，我偷偷喝两个人。 一整天都是模糊的状态。 那时，我非但不觉得酒耽误了工作，反而觉得酒就像我的药，不喝酒就一事无成。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左右，有一天，刚喝了一瓶啤酒，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仰望天空，心里突然想：“我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有酗酒吗？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很异常。 这个酒绝对要戒掉。 不能这样下去。 但是，有一个声音飘在我耳边，那就是“喝吧。 想戒的时候一定能戒。 我想那一定是酒魔的声音。

挣扎

酒鬼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每晚发誓。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喝酒。 第二天一定不做。 我绝对不会再喝了。 但是第二天，我要重复前一天的所有行为。

A.A .酗酒者相互责备协会的书中写道：“没有解决我们酗酒问题的人力资源。 作为女儿，母爱和痛苦阻止不了我喝酒。 我妈妈那么爱我，为了劝我戒酒，她曾跪在地上倾听自己。 有一次，父母和我三个人上了飞机。 在飞机上，妈妈流着眼泪对我说。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发生什么吗？ 我想飞机坠毁。 那样的话，我会带着最不安的两个——你和你爸爸，我们三个都死了。

我也是母亲。 现在的我在想儿子。 如果为了他，有什么需要换我的生命的话，我不会犹豫的。 但是那个时候，母爱的本能也在酒精面前输了。 孩子还不到一岁，是妈妈最需要的时候，但我只能抱着酒瓶。 那时，我还异想天开，认为我必须在孩子面前保持尊严。 他还很小，但我不能在他面前喝酒。 我推着孩子的车，去超市买了酒，藏在包里，然后把孩子塞进小区，找一栋人不出入的大楼。 我把孩子放在一楼，迅速跑到二楼或三楼，把那瓶酒埋在我肚子里。 那时，孩子很害怕，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妈妈不要我。 孩子哭叫的母亲的声音挡不住我。 但是，当我喝了那杯酒，回到孩子身边，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还能原谅我自己吗？

后来，为了让我戒酒，妈妈把我看得非常严厉。 到时候我总有一天能找到酒喝，以后又得戒五天。 后期，我的禁断反应变得很重。 我躲在被子里发抖。 我觉得心脏好像从胸膛里跳出来，必须用手按住。 我什么也吃不了。 最多可以喝水。 为了让自己舒服，我没钱，去超市偷酒，在街上和陌生人要过钱。

没人能看到酒鬼，我们也看不到我们自己。 喝醉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的人，一脸浮肿，眼睛模糊。 我对着她骂，我打自己的耳光。 我想我不认识她，“那是我吗？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酒鬼最痛苦的瞬间是醉酒醒来的瞬间。 因为那时你无法面对自己。 另一方面，你对自己无法自拔感到绝望。 另一方面，喝酒带来的屈辱感和羞愧感会从正面袭来。 喝酒后，我会失控，做很多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 总是有电话打来，他们说：“昨天喝多了。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永远不要告诉我我昨天做了什么。 我不想知道。 接了电话后，我会零碎地想起我做过的坏事，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活着的脸。

酒精带来的心理痛苦比它给我造成的身体伤害要痛苦得多。 绝望、羞耻、屈辱、迷茫，这一切都像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像一座大雪山矗立在我面前，我觉得我永远也跨越不了。 可悲的是，面对这一切，我除了继续喝酒别无选择。 因为只有喝醉的瞬间，才不用想那种事。 那时，我失去了灵魂，只剩下皮囊。 酒魔完全占领了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控制了我的一切行为。 醒着的时候命令我去喝酒，吃饱了，就睡，我也睡。 如果你再想喝酒，就叫我，让我一手养活。 它给了我很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被它杀死。

照片|照片网

我喝酒引起了严重的胰腺炎，引起了休克。 住院期间，在同一病房，两名患者相继死亡。 我在医院度过了禁断的反应，觉得自己会重生，但是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又开始喝酒了。 几天后胰腺炎复发，在等救护车的十几分钟里，忍着腹痛去了小卖部，喝了两两杯白酒。

不久，我第一次进了精神病院。 一开始，我不擅长告诉医生我有酗酒问题，只是说自己抑郁得睡不着觉。 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 但是，吃药的同时我依然喝酒。 喝醉的时候，我的心也在挣扎。 有一次喝醉后，我拿了几百元去了精神病院，把钱放在医生的桌子上，告诉他我很痛苦，要住院。 这次住院也以失败告终。

尝试过自杀。 我在啤酒罐的拉环上用力切了手腕，流了血。 其实，在A.A .酗酒者互戒会上，至少有一半的会员有类似的疤痕。 那时，我后来才发现，我没有跳楼，也没有选择百折不挠的做法，是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想死。 我不想那么屈辱地死去。 我的一切行为都是歇斯底里的无言呼喊。 对周围的人说：“很辛苦。 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谁会来帮助我，也不知道谁会帮助我。

2006年7月29日，在美国佐治亚州格雷迪纪念医院的急诊室，一个喝多了的女孩正在接受治疗( 2006年7月29日)

从那以后，我多次出入精神病院。 我第一次暴露了酗酒的问题，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在封闭式病房住了21天。 奇怪的是，我也是医生，我不认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 但是，女酒鬼，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是最被鄙视的。 出院后，我又莫名其妙地抱着酒瓶。 有一次，我走向死亡，吃了20片安眠药，昏迷被家人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我试图逃跑，被抓住回来了。 很多人把我拖进封闭病房，我抱着一根柱子号啕大哭，反抗死亡。 妈妈只是带我回家了。

前夫正式向我提出离婚。 为了找回家人，我再次发誓戒酒，并努力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责任。 但是回单位上班的第一天晚上，我上了夜班，又把酒瓶带来了。

醒来

为了让母亲戒酒，母亲请大神去参拜过寺庙。 能尝试的方法好像都试过了。 绝望的时候，父母对我说：“爸爸和战友听说过。 北京有医院。 父母带你去北京，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吧。 我答应过父母不要悲伤，但我心里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自己。 上火车的时候，我还有两三瓶“小二”，被妈妈发现了，扔在了火车的厕所里。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我遇到了孙伟医生。 进入诊察室后，我让他很头疼，我对此很了解。 我酗酒。 我自己也是医生，调查过很多资料。 医院帮不了我。 住院只能解决我身体中毒的问题。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反正没用，我不想住院。 听了话，他笑了起来，“你试过A.A .吗？ ”我问。 眼前一亮，我问：“什么是A.A . ”我问。 他这样说。 “这是酗酒者互诫协会，对你有帮助。 我们医院有。 每周一他们都来我们住院部开会。 ”于是，我为了能看到A.A .住在了医院。

我曾几次出入精神病院，被明确诊断为酗酒，其实没有人特别清楚地告诉我我怎么了。 在北医六院，医生带着我们这些戒酒患者进行团体治疗。 我记得特别清楚。 老师说，你们这是病。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生病了，不是道德的问题吗？ 意志力不是不强吗？ 团队治疗结束后，我追着医生说：“我们说这是病，你有没有给我们心理安慰，帮助我们放松下来戒酒？ ”。 他说：“那不是。 这真的是病了。 ”。

以前没人告诉我从医院出来后该怎么办。 我一直抱有希望。 如果中毒了，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有节制地喝酒。 第二次分组治疗时，医生说：“你们得的这个病很厉害，没有药，逐渐恶化，是致命的病。 要康复，只能一辈子不喝酒。”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情复杂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最初的想法是：“没有酒，我该怎么活？ 第二个想法是“我做不到”。 又绝望了。

住院是冲着A.A .的见识去的，第一次开会，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组织。 首先，我怀疑这里的人是不是酒鬼。 他们看起来很冷静。 第二，我认为他们是精神病。 他们自我介绍，唱祈祷，看书，牵手祈祷。 我觉得他们比我的问题还大。 但是，那时医生叫我参加。 妈妈也催促了我。 我还是继续参加了几次会议。 有一次，一个会员谈起了他。 他说的时候，我泪水盈眶。 我没有向会员们讲述过我的经历，但我想他讲述了我多年来心中压抑的痛苦和屈辱。 我记得他的话。 我只是个病人，我不是坏人。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和同事们把一间像诊室一样的房子当成酒馆，给患者进行线索暴露治疗(王旭华摄)。

在六院住院的时候，哭过一次。 我的医生问我们为什么要戒酒，很多人说是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但是，我说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喝酒，我会成为好女儿、好妈妈、好妻子。 我是个好人，但酒毁了我的一切，我会为自己找回以前的我。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听他们说话。 戒酒1年、2年、甚至近10年的会员们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这里有一个用这种方法恢复的人，我会成为第二个。 我想尽量不喝酒。 我喜欢普通人的生活。 我想昂首做人。

为了戒酒，我接受了大家的所有建议。 老会员建议我连续90天参加90个会议，我做到了； 他们建议我求助，我就去找了。 “你能在北京吗？ 她后来告诉我了。 她听的时候，心里在打鼓。 我还有工作，还有孩子，所以有很多借口拒绝她。 但我很痛快地同意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恢复，我会失去一切。

我回老家收拾行李，在北京会场附近租了地下室，条件很艰苦。 我每天都读A.A .的书籍，整理自己的感想。 每次会议我都坐在第一排，主动要求报告自己清醒的天数，第一排在会上发言，要求会后做好服务工作。 回想起来觉得很厉害。 那时我有钱也有自由，上了几个菜喝的机会太多了，但我没有。 如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每次都到了30天，我就开始计算再过几天就可以再去领清醒卡了。 领取清醒卡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拥抱，所有的会员都为我鼓掌，非常开心。

漫长的战斗

但其实，这一切对戒酒来说只是个开始。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多么漫长的战斗。 终于一年了，正好是除夕，我是在北京和会员们一起度过的除夕。 我的想法是，新的一年，我赶紧回家，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离开北京，重新开始上班，处理破碎的婚姻。 结果，不到一个月，我生活一团糟，所有人都很痛苦，不得不借酒浇愁。 妈妈看到我不对劲，就让我赶紧去北京。 在那种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我慌忙逃回北京。 我买不起火车票，和查票的工作人员大吵了一架，强行上车推了补票。 随后，和老会员聊起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你现在相当于一个小宝宝，对外面世界的抵抗力很差。

酗酒的人戒酒后，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心理适应。 以前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的自我认识长期处于错误的状态，但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过程比“放弃喝酒”要困难得多。 第一次戒酒的时候，我非常同情。 我想我生病了。 没有一个可怜的人。 我掉在那里了。 戒酒一年了，我特别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找回我失去的一切。 我必须努力赚钱，我必须在事业上有所提高，我会给父母买房子。 但是，我意识到我做不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痛苦。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网络会议，抢了第一个发言。 哭着说。 我觉得活着没有价值感。 为什么我戒酒了，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样吗？ 在那次分享之后，我似乎突然觉醒了。 只要我活着，我就想，妈妈有一个健康的女儿，儿子有妈妈，也许这就是我的存在价值。 当我把我的价值期望降低到如此之低时，我松了一口气。

据A.A .的书记载，酒鬼的心智不健全。 我好几年没承认这句话了。 除了酒的问题，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强。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 我戒酒了，但也许在那个时间内心的智慧不再发达了。 有时候可能比孩子还不如。 我必须在保护它的同时慢慢成长。 戒酒两三年后，我慢慢明白了通过戒酒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有喜怒哀乐，有时不喜欢，有时不喜欢。 我们不能再像喝酒的时候那样，只接受好事，坏事来了就用酒精对抗。 人生中有很多酸甜的东西，但我以前不知道，只是因为我会逃跑。 小时候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哭。 长大后，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去喝酒。 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不会这样面对生活。

照片|照片网

在那之后，我开始学习保持内心的平静，享受平凡的生活。 在A.A .的书中写道：“每当我感情烦躁、犹豫时，我就能稍微停下来寻求平静。” 每次发生感情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问自己。 “你重新开始工作了，身体也在好转。 还有父母和家人。 你还想要什么？ 我在反复追问自己的时候，真的能得到平静。 我不再对自己要求过高，不再胡乱施加压力。 我学会了活在现在，不再后悔过去，不再期待明天，不再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渐渐活得轻松，我的生活和工作开始有了起色，真的这么不可思议。

为了戒酒，我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做了新的工作。 戒酒七年了，我仍然有情绪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治疗。 我知道。 酒魔其实一瞬间也没有离开我的身体。 我必须做的是一天一天地掐喉咙。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会释放那些烦恼、自负和恐惧，单纯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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