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儒家有多少学派 历史最可怕的学派

春秋战国以来，礼乐崩溃，诸国争夺霸权。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诸侯国热衷于吸收人才，寻求有识之士。 在此背景下，各类学术开始在华夏大地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且，这些学派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国家变得强大。

春秋后期，儒家和墨家逐渐占据主流，成为天下显学。 但随着列国争夺战的加剧，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学派，那就是法家学派。

一般认为法家学派起源于三晋，也就是曾经的晋国。 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国逐渐成为法家学派的大本营。

法家学派的源头是儒家，创始人是孔子晚年的高徒——子夏。 与其他孔门弟子相比，子夏的思想与正统儒学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经常受到正统儒家的攻击，被称为“小人之儒”“贾儒”等。

在同门的排挤下，子夏最终选择在魏国讲课，培养了第一位法家大师——李47。 子夏首先提出法家最有影响力的观点，那就是“势”。 “势”是指威慑力。 在子夏看来，你主要知道掌握一切有利手段，对臣民形成威慑，实现独裁。

实际上在子夏去世之前，他的学说属于儒家范畴。 但是，在李琏接受了老师的衣鉴之后，正式创立了法家学派。 李琏根据老师的“势”，提出了“法”的观点。 “法”是一种成文法，在李琏眼里，除国君以外，其他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必须平等。

因此，李琏先生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制定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 《法经》。 其盗、贼、网、捕、杂、具体体例直到清代才能见其雏形。

通过严格的法律，魏率先实现中央集权，凝聚力空前强大。 在此基础上，李昉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将魏建成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 魏东征齐国、西平秦国、南征楚国，保持了近百年的霸权。

作为三晋的一员，法国学派在韩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又小又弱。 因此，在韩昭侯的支持下，原本是“卑臣”的申无害走上前台，主持申无害改革。

针对韩国弱小的国情，申不害在李琏的“法”与“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术”的观点。 “术”就是“权术”，即利用阴谋和阳谋手段，笼络臣子，调解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 作为小国，必须防止灾祸。 因此，不加危害的“术”大大缓和了韩国内部的矛盾，使之成为大国不染指的“毒丸”。 申不害相十五年，诸侯不敢侵犯韩国。

在“术”方面，申害特别重视奖惩的运用。 申不害曾向国君宣称：“见功授奖，为能授官。” 只有奖惩，才能让臣民不犯法，让他们心甘情愿为国战斗。

申不害的思想影响极大，最终造就了法家又一重要人物——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在魏国当官，崇尚法家学说。 在魏国的压迫下，秦国失去了河西之地，濒临灭亡。 为了拯救国家，秦孝公决心改弦更张。 在此背景下，魏国仕途不顺的商鞅西奔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

在商鞅的住持下，秦国开辟了大规模的变革法。 而且这个变法是战国七雄中最彻底的变法。 首先，商鞅“编民为什伍”，所有秦籍都通过编制“什”、“伍”，掌握在君主手中。 其次，商鞅颁布连坐之法，“什”“伍”中只要有一个人违法，其他人就要受到连坐。 但告发者有奖。

再次商鞅发布军功奖励令，制定了20个爵位。 平民通过军功，可以获得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权利和报酬。 这样，秦国人民英勇公战，怯于私斗，秦军战斗力大大增强。 世卿世禄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最后，商鞅依据《法经》，制定秦律，重视法治国。 经过商鞅的努力，秦国的大治达到了“不择路，山无盗贼，家家户户充足”的水平。 每个人都希望上战场立功。 关中大地到处是繁荣的景色。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从一介弱国升格为战国七雄之首，虎狼秦军在商鞅授权制度的刺激下东征西讨，为大秦统一奠定了基础。

商鞅死后，法家的传承最终落入韩国儿子——韩非之手。 韩非和另一位法家大师李斯都是荀子的高徒，他总结前人的经验，集“法”“术”“势”于一体，最终塑造了法家思想。

在韩非看来，儒家用古人的方法治理天下的思想是愚蠢的，世界在不断改变。 君主必须根据历史的发展，相应地改进自己的统治方法。 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相当先进。

韩非被害身亡，但他的思想得到秦始皇的全面接受，流传于后世。 其著作《韩非子》是历代君主必读的读物。 公元前221年，法家学说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秦国毁灭六国，实现了最后的统一，历史证明了法家学说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相比之下，儒家的学说在争夺战中相当疲惫，可以说被法家打得找牙。 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法家学说与儒家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商鞅改革时，颁布了法令——《焚烧诗书作明法令》。 秦统一后，李斯又重提旧事，敦促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朝统治时期，儒家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

但是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法家的严惩法惹怒了六国人民，最终导致了秦国的灭亡。 称王破寇，秦朝尊崇的法家学说成了秦始皇虐民政策的帮凶，成了亡国之学。 因此，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大力批判法家理论，声势浩大。

但有趣的是，法家学派虽然消亡了，但他们的学说却悄然潜藏在儒学之后，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汉朝为例，他们一面高喊“秦苛法除外”，一面以法家思想为基础，仿照秦律制定汉律。 与秦律相比，汉律的残酷完全无法相比。

这样，汉朝的皇帝虽然以儒家学说为面具，但实际上是法家指导行政。 宣帝时，太子主张重用儒教，汉宣帝怒斥道：“汉家有制度，本有霸，杂王道。” 这里的王道是儒学，这里的霸道，是法家。 因此，汉朝以后，历代的统治者都是用儒家法联系起来的，可以说是“儒家内法”。

汉以后，天下一乱，法家必抬起头来。 例如三国时期，曹操和诸葛亮被法家包围，法治都是治国的指导思想。 到清朝为止，历代君主都是以申韩之术治国，其文字狱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同，是强化封建专制的措施。

法家学说在世界上确实很先进，用人代替法治国治理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先进性。 而法家崇尚的中央集权理论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才出现。 马基雅弗利主义只是拾起先秦法家学者“法、术、势”的牙慧。 与中国相比，欧洲的中央集权落后了一千多年，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是早熟的文明。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国情的衰落，法家学说再次兴起。 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推举下，出现了“新法家”学派。 新法家以法家为基础，扬弃旧法家的历史局限性思想，继承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法权威高于一切，以“法治”代替“人治”，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公平、公正、公开”

时至今日，法家思想对我们当代中国仍有相当大的正面指导作用。 对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并应用于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